2014年11月，在北京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的中美两国元首，就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这是中美元首继庄园会晤后又一次庄严宣示共建“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6月8日习近平主席访美时首次向美国总统正式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杜尚泽、温宪，2013：1）。这是中国领导人为打破西方传统大国关系模式——“国强必霸”（A strong country must seek hegemony.）所作的重要外交构想和理论创新。“新型大国关系”涉及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代表着一种全新的重大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丰富的和平外交思想。然而，由于中美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外交体制上的不同，双方对这一概念的认知、解读和翻译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甚至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一点并未引起国内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的应有重视，以至于出现了一词多译的混乱现象，甚至盲目照搬美国译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习近平对美外交宗旨和本意。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外交部敢于摒弃西方外交逻辑和语言传统习惯，积极探索外交新词对外翻译的中国特色，其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创新译法堪称“政治等效”翻译典范，对促进中美关系、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外交部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创新译法 在去年中美元首加州会晤现场，“新型大国关系”一词被中方外事译员统一译为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笔者注：外交部译员有时将“大国”译为带连字符的major-country）（Press Office，2013-6-8）。而当时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则将之译为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Lampton，2013：1）或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Denmark，2013：129）。一些英美媒体甚至故意将之意译为G2（The Group of Two）（两国集团、中美共治）、Chimerica（中美国、中美共同体），甚至tributary system（朝贡体系）（Anderlini, 2013）。 中美翻译版本最大的不同在于对关键词“大国”一词的理解和翻译。中方对“大国”一词的翻译并没有套用西方传统上的习惯用语major power(s)/great power(s)，而是新造了英语词组major country来表达。外交部采用以上创新译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power(s)/major power(s)/great power(s) 在汉语文化中多半是贬义词，常表示“强权、列强、权力、权势、强国、大国”等含义，容易让人联想到强权政治或霸权主义；而在西方外交学词典里，则是指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支配他国权力的国家，其标准是强权政治、军事实力和战争能力。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其专著《大国政治的悲剧》里宣称，国际政治就是大国政治，大国政治始终处于一种悲剧状态；大国的最终目标是成就霸权、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大国竞争注定是零和博弈（Mearsheimer，2001：1-16）。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肯尼迪（Paul M. Kennedy）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即一个大国的兴起同时伴随着另外一个大国的衰落（Kennedy, 1987：1-5）。中美两国对“大国”的两种定义代表了不同的外交文化，说明power/power politics（权力/强权政治）不是中国外交追求的目标。因此，习近平所说的“大国”绝不能等同于英语中的major power/great power。二是major country（直译为“大型国家、主要国家”）是中性词，中方想用之来表达中方新型“大国”外交理念和独特的价值观，如和平共处、合作双赢、和为贵、不争霸、平等互利、公平正义、以德治国等思想，以区别于西方传统意义上追逐权力的“大国观”。三是major country的用法符合中国国情。中美两国虽都是大国，但两国实力相差巨大，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和最发达的国家，而中国只是发展中国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中方用major country向美方表明中国只是人口或面积上的“大型国家”，没有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实力和意图。这样可以避免美方不必要的战略忧虑和外交误会。总之，major country与汉语词汇“大国”在语言形式和文化内涵上实现了高度统一。 外交部前副部长、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在介绍“新型大国关系”的翻译背景时说，美国智库习惯用great powers来表达“大国”概念，而其在中文里通常被译为强国甚至强权。在中国，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强国，更不认同强权政治。外交部采用major country译法对“大国”二字赋予了不同的政治内涵，旨在表明中美不走大国对抗的老路（傅莹，2013：5）。另外，美国智库提出的意译法Chimerica或G2也是不合适的，因为以上两种英文概念都含有中美共治的霸权主义色彩，这和中国政府的外交主张是完全相背离的。 “新型大国关系”除关键词“大国”外，“新型”和“关系”两个词的翻译也很重要。一般来说，model（模式）的语体比type（类型）、pattern（式样）更正式、庄重、专业，强调方式的创新性和独特性，也符合外交语言的文体特征。“关系”一词尽管可用单数形式relationship或复数形式relations来翻译，但relationship更合适、更贴切，原因是从词典意义上来说，relations多指关系的一般性、抽象性和普遍性，而relationship则强调关系的特殊性、具体性和情感性。从外交学的角度上来分析，中国领导人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定位非常明确，专指中美关系，因此relationship更切合中美关系现实与语境。正是由于中美关系的极端特殊性和重要性，使得中国决策者需要提出一个全新的外交理念来处理中美关系，以打破“崛起大国与霸权大国必有一战”的历史魔咒。 二、中方对新译名的创造性传播与推广以及美方的积极反应 （一）外交部对“新型大国关系”新译名的延伸与拓展 外交部在统一、规范“新型大国关系”的译名之后，还将“大国”的译名major country延伸和拓展到所有包含有“大国”一词的外交术语上来，形成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话语。如对“大国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负责任大国”“大国冲突与对抗”等关键话语的翻译，都彻底替换掉西方国家的惯用语power/major power/great power。举例说明如下： “大国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2013年6月27日，外交部长王毅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演讲，阐述中国的大国外交理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被中国外交部译员译为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ang，2013-6-27）。这是比较妥帖、规范的译法。然而，美国著名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的《中国简报》却故意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译为great power diplomacy（Glaser & Szalwinski，2013：10）。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9月21日，王毅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题为“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讲，其译文是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Wang Yi，2013-9-20）。12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外交译员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译为the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new model of China-US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Hong，2013-12-3）。以上两种翻译都比较贴切，但从术语的简洁性要求来说，a new model of China-US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是最佳译法。 “负责任大国”。2013年12月16日，王毅在北京“2013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开启中国外交新征程》的演讲，现场外事译员将“负责任大国”译为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Wang Yi，2013-12-16）。同样，在2013年12月31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当谈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外交角色时，外事译员将“负责任大国”也译为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Hua，2013-12-31）。 “大国冲突与对抗”“大国关系”。2014年7月9日，习近平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发表了《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讲话，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体现了中美双方决心打破大国冲突对抗的传统规律、开创大国关系发展新模式的政治担当。译员将“大国冲突对抗”“大国关系”分别译为major-country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major-country relations（Xi, 2014-7-9）。 同时，外交部几乎在所有正式外交场合，凡涉及有“大国”的外交词汇，都统一译作major country，如“崛起大国”（rising major country），“新兴大国”（emerging major country），“传统大国”（traditional major country），“守成大国”（established major country /conservative major country），“大国形象”（major country’s image），“世界大国”（world’s major country），“大国地位”（major country status），“地区大国”（major regional country），“贸易大国”（major trade country），“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responsible major developing country），“温室气体排放大国”（major greenhouse gas–emitting country）（详见外交部官方英文网站http://www.fmprc.gov.cn/wjb/eng.）。 （二）中方对“新型大国关系”新译名的多层次、全方位推广与传播 自中美首脑庄园会晤一年多来，外交部对美国政界、新闻界和学术界开展了三位一体的译名推广与传播活动，始终将“新型大国关系”统一译为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 对美国政府决策层，无论是中美元首会晤，还是战略对话，外交部都高调推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官方标准译文。如利用2013 年的中美第五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元首圣彼得堡会晤、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国务卿克里访华、中美元首海牙会晤、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访华、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等20多次重大外交活动，持续开展了新译名的语言接触和话语实践活动。对美国著名智库和精英阶层，外交部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内涵和官方译文作了10多场密集宣讲、推介活动。主要有2013 年的王毅分别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在北京“2013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开启中国外交新征程》、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美关系演讲、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演讲《开创中美人文交流新境界》；2014年外交部美大司司长谢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哈佛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崔天凯先后在美国进步中心、亚洲协会、和平研究所、哈佛大学和美亚学会发表中美关系主旨演讲。针对美国社会舆论，外交部无论是利用每日新闻发布会，还是美国主流媒体，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和译名开展了30多次系列宣传和说明活动。如2013年，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题为An Opportunity to Strengthen U.S.-China Ties的文章，国务委员杨洁篪分别在美国The Washington Post, The National Interest上发表题为U.S., China can forge a mor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和Implementing the Chinese Dream的文章，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U.S.A.Today发表题为U.S. and China strengthen bonds people-to-people的文章；为纪念中美建交35周年，2014年王毅在外交部英文网站等中国主流外文媒体上发表了题为Build on Past Progress to Develop 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文章；崔天凯接受美国PBS的中美关系专访，并分别在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Foreign Policy上发表题为Culture Brings Us Closer，We Have Much to Celebrate的署名文章（详见外交部官方英文网站）。 （三）美方对“新型大国关系”创新译法的逐步认同与接受 总体来说，美国政府对中方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反应是积极的和正面的。2013年中美首脑举行庄园会晤时，面对习近平提出的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奥巴马总统回应说，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继续和平崛起，中国不断走向成功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全世界和美国。我非常期待a new model of cooperation（一种新型合作模式），它将成为我们今后多年共同迎接全球挑战的牢固基石（Press Office，2013-6-8）。从奥巴马的发言看，要美方一开始完全接受中方的这个新译法，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之后奥巴马总统、拜登副总统、克里国务卿等美国高层官员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对中方的提议表示欢迎。 2013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乔治城大学发表America’s Future in Asia（美国在亚洲的未来）的演说时强调，seek to operationalize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我们寻求与中国实际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赖斯向中方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希望尽快operationalize（实施、落实）“新型大国关系”。 2013年12月5日，美国政府在白宫发布U.S. Fact Sheet on Strengthening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美国关于加强美中经济关系的简报》），文件提到President Barack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s shared commitment to create 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共同承诺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The White House，2013-12-5）。这是美国政府首次在官方文书中使用中方译文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标志着美方对中国外交部译本的正式认可。 三、“新型大国关系”创新译法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新型大国关系”创新译法具有重要的外交战略意义，有力地提升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翻译是话语的再构建，外交翻译是国际话语权的再创造。“新型大国关系”创新译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要求的重要举措、大胆尝试和成功实践，有效、忠实地传递了中国特色大国关系理念的内涵。这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外交思想，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并未带来相应的话语权，有时甚至存在着话语缺失。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话语霸权主义和对中国的政治偏见、话语歧视。张维为指出，“中国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否则这种崛起是靠不住的”；“中国应尝试建立一套可以与西方世界沟通的中国自己的标准话语体系”（张维为，2014:10）。“新型大国关系”是东方国家对西方话语主导权的一次重要冲击，正汇集成新的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这一术语的翻译看似简单，其实蕴藏着重大的外交哲学思想，也暗含着中美之间激烈的话语较量。好的中国外交理念如果没有科学的译法，就很难走出国门，实现跨文化交际，带来相应的目的国读者接受和认同。 另一方面，“新型大国关系”创新译法具有重要的国际学术价值和语言学意义。“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政府基于民族传统外交文化和对美外交工作的现实需要而提出的重大外交新概念，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最具创意的“中国方案”之一，极富政治敏感性和中国特色，它在西方国家的外交文化和制度中根本不存在。要准确译出中方的原创意义，必须进行创新翻译，既不能简单地直译为西方国家喜闻乐见的外交术语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也不能想当然地意译为美方所鼓吹的Chimerica或G2。中国外交部另辟蹊径，用major country来重新定义“大国”概念，颠覆了西方传统思维中固有的“大国”形象，对弘扬和凝练国际语言生态中的中国元素、中国特色，对创建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翻译学乃至外交学、国际传播学，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学术自信和话语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作用。 四、建议 建议加大对“新型大国关系”创新译法的深度推广，将之列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一个工作重心。目前国内外对“新型大国关系”系列概念的解读和翻译远不够高度统一。美国的一些重要官员、媒体和学者不顾中方的再三提示，高调采用美式译法。国内不少主流英文媒体如央视网、新华网、人民网、中国日报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英语网站，在翻译“新型大国关系”上仍在无意识地搞“国际接轨”、照搬西式“标准”译法。为此，建议外交部对内强制推标准译法，在此基础上统一、规范“新型大国关系”系列话语的构建、翻译、传播工作；对外主动回应美方的关切和疑惑，耐心、坦诚向美国决策层、新闻媒体、智库专家和社会民众说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内涵和翻译用意，以打消美方的战略猜忌和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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