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作家、翻译家和知名学者于一身的贾植芳，他的魅力是深厚的，他的形象丰富而多面。自20世纪20年代末，随兄长离开汾城老家去省城中学读书起，贾植芳就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坎坷历程，这半个世纪的磨难也成就了从一个山村孩子到知名的“七月派”作家、翻译家和人文知识分子的炼狱之路。正因为他的历经坎坷和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其作为现代左翼作家和特立独行的当代知识分子形象几乎盖过了他作为卓有建树的翻译家形象，而要理解和评价其译介工作的成就与特点，也的确需要同他的生命追求相互贯通。
 
贾植芳对外国文学的长期阅读、翻译和研究，逐渐形成了其开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但他的精神资源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一、规整的现代学科可以框范的，他的践行也非作家、翻译家或者教授、学者所能限囿。从这个意义上看贾植芳的翻译实践，显然非职业翻译家可比。对他而言，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拓展和引入参与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的外来资源，而翻译本身就是这种实践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的翻译选择完全取决于对文本对象的思想艺术和文化学术价值的内涵和倾向。尽管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重点，但同样不受国别、学科、源语言和文体的限制，戏剧、随笔、传记，乃至经济、社会和文学研究的学术著作等等，都是他的译介对象。 他提醒学术界，其实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曾把翻译文学及中国现代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和借鉴，作为治史立论的出发点，只是建国之后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压力以及文学观念的褊狭，才导致对翻译文学价值和地位的忽视，翻译文学被贬为可有可无聊备一格的次等文学，翻译家在文学出版界也只能敬陪末座。他的这种理念，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的学术实践中，就是大力倡导和支持对中外文学关系和翻译文学的研究，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等著作中，不仅反复申述同样的论点，并身体力行，把现代翻译文学资料的整理提升为学科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而突破了中外文学学科在研究对象上的机械划分，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开辟了新的学术空间。
 
1932年9月，考入北平教会学校崇实中学，并继续写作，两年后在北平《京报》文艺周刊《飞鸿》、天津《大公报·小公园》、上海《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杂文等。1936年1月，贾植芳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北平警察局以"共产党嫌疑犯"逮捕，3月由伯父花钱保释出狱，5月被安排资助到日本留学，入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日文，9月考进日本大学经济科，不久转社会科，同年参加留学生文学刊物《文海》的创刊编务工作。1937年，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上发表小说《人的悲哀--自一个记忆》，6月收到该刊及编者胡风的信，由此开始相互通信。1937年，日本侵华的 "七七事变"爆发，贾植芳9月回国，12月进入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学生特别训练班"，半年后毕业派往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区抗战前线，任陆军第三军第七师政治部上尉日文干事。1938年7月，在《七月》杂志上发表追悼亡妻的独幕剧《家--呈婵娥君之亡灵》，8月担任 "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和特约撰稿人。
 
1939年 11月，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报《扫荡报》任编辑。1940年3月，调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山西新闻检查处，任中校副主任，此年3月又被调往陕西新闻检查处，因又受怀疑而辞职，专事写作。1942年 10月，考入国军独立工兵第三团，任少校日文翻译， 11月与任敏结婚。1944年4月，
贾植芳与夫人任敏
 
又因受怀疑辞职，12月到徐州担任汪伪淮海省政府参议，暗中从事抗日策反工作，次年5月被拘捕，3个月后日本投降而获释。同年9月，应邀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校联络组长、徐州分站主任参加接收的先遣工作，1个月后因把接收仓库中的武器送给了新四军，而被断绝工作关系，随后为维持生计而开始做卖颜料的小生意，同时仍继续写作并一直保持与胡风的通信联系。1946年6月，与妻子任敏一起到上海，寄居胡风家，从此专事写作，在《大公报·文艺》、《文汇报》、《联合晚报》、《时代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政论性杂文，并协助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七月文丛》编审稿件， 11月受邀主编《时事新报》文艺周刊《青光》，次年2月因受政治形势压力被迫停刊。1947年9月，因在地下学联的《学生新报》发表的文章而被捕，一年后被留日同学保释出狱。
1949年8月，贾植芳加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9月出版论著《近代中国经济社会》，10月出版中篇小说集《人的证据》，次年4月出译著《人民民主的长成与发展》。1950年10月，到震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次年 3月受聘为专职教授，7月出版苏联巴鲁哈蒂《契诃夫的戏剧艺术》译著，11月出版恩格斯《住宅问题》译著。1951年12月，被列入上海高等教育界第一批参加"思想改造"的名单，到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三个月。1952年3月，受聘为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同年8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调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53-1954年，先后出版捷克基希《论报告文学》、《契诃夫手记》、苏联巴鲁哈蒂《契诃夫的戏剧艺术》、苏联谢尔宾娜等《俄国文学研究》译著。
 
1955年 5月15日，贾植芳被召到上海高等教育局交待与胡风的关系，他仍坚持肯定两人是共过患难的朋友，并为胡风辩护，随即被宣布拘捕审查，关入上海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单人监房，其家被抄，两日后其妻任敏被关押到上海南市监狱;同日，胡风夫妇被逮捕并抄家。6月初，贾植芳被开除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同年 9月，其妻任敏获释，1959年春被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半牧区当小学教师，12月又被关入当地公安局看守所，到1963年3月出狱，被遣送到青海回族自治州劳改农场农牧机械厂劳动。
1966年3月30日，贾植芳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二年， 4月9日被提前一年多释放，但被押回复旦大学，在校印刷厂接受"监督劳动"，每月领取生活费30元; 6月"文革"爆发后，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受批斗、凌辱和殴打; 9月其妻获准首次探亲，相聚十余天。1974年7月，贾植芳从校印刷厂转到校区宿舍建筑工地 "劳动改造"，次年1月生活费提高到每月领取65.5元。
 
1978年9月，贾植芳被宣布摘掉"反革命"帽子，回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并允许与亲友自由通信;12月，其妻任敏调回上海，1980年8月被青海化隆法院复查后判决"无罪"，同年 12月，贾植芳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复查后判决"无罪"。1981年1月，贾植芳被通知恢复教授职称，随后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委，次月正式恢复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的教学工作， 6月和7月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赵树理专集》和《巴金专集》第一册相继出版，12月被恢复中国作家协会会籍。1983年，兼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出版《贾植芳小说选》。1984年7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第四次大会当选为理事，9月主编《巴金写作生涯》出版。1985年，主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三卷本)和《巴金作品评论集》先后出版。1987年8月，在复旦大学退休，仍被聘为研究生导师。1989年，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两卷)出版。1990年2月，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出版。1995年4月，出席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会长。1999年9月，散文作品集《花与鸟》 列入"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出版。2000年3月，与妻子任敏合著的《解冻时节》出版。贾植芳的著作还有《劫后文存-- 贾植芳序跋集》(1991)、《暮年杂笔》(1997)、《雕虫杂技》(1998)，《历史的背面--贾植芳自选集》(1998)、《写给学生》(2000)、《狱里狱外--一个"胡风分子"的人生档案》(2001)、《贾植芳致胡风书札》(2001)、四卷本《贾植芳文集》(2001年)等。
2008年4月25日，贾植芳在上海病逝，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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