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中叶中国与西方列强发生正面冲突并遭受空前挫折以来的百余年间，作为学习西方的重要手段，翻译介绍西方科技文化典籍，成为中国文化人矢志不移的追求，于我民族开眼看世界，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贡献良多。

由于承担着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晚清到民国时期的翻译事业，始终笼罩着一种迫切的现实功利性，翻译事业的从事者难有从容抉择的余裕和学术兴趣：林则徐、魏源辈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下，以“洋人旦夕之所为，纤悉必获闻”为目标而组织的外国报刊资料翻译是如此，洋务派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对西方科技书刊的翻译，严复等所代表的维新志士、民主革命派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译介，乃至新文化运动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也莫不如此。警醒国人、救亡图存的当务之急，决定了这一时期翻译活动不可能以纯粹的学术发展为追求目标。

然而，即使在国难当头的艰难时期，我国的优秀学者对于纯学术的“无用之大用”也始终抱有清醒的认识，并未放弃对纯学术的追求，而译介西方先进学术以求改造中国学术的落后局面，是其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20世纪前半叶，贺麟、朱光潜、潘光旦、冯承钧等一代杰出的学院派学者致力于译介外国重要学术著作，将西方哲学、美学、心理学和欧美汉学等领域的众多经典作品译介给我国学术界，惠泽中国学术，于中国学术之进步厥功甚伟。

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中国对马列经典著作和苏联等国的学术作品，组织了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一时间翻译事业出现了相当的繁荣。“文革”时期，我国的学术事业实际上陷于完全停顿状态。70年代前半期，相关政府部门组织翻译工作，主要是服务于外交活动的需要。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虽有繁荣的外表，但对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发展，没有发挥应有的推动作用。

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学术研究逐渐恢复正常，翻译事业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空前的活力，大量优秀译作陆续出现，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学术界重新接触到前沿的国际学术。伴随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经过学术界近20年的奋力开拓，中国学术从封闭走向开放，走上以“无用之大用”为目标的正确学术轨道，这其中，翻译事业的贡献不可埋没。可以说，随着生活和治学条件的不断改善，中外学术交流的加强，中国学术获得了近百余年来学者们梦寐以求的客观环境，翻译事业发挥其沟通中外学术巨大功能的时机已完全成熟。

然而，目前的学术界有一可堪注意的现象：在学术繁荣的景象之下，学术界对翻译事业的意义明显估计不足，翻译事业在学术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未得到充分重视。不争的事实是，在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翻译作品很少或干脆被拒绝承认为学术成果；除了在读者面较广的外国文学翻译界设有专门翻译奖外，其他学术领域如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美学等领域，迄今尚未有单独的翻译奖项；对照时下名目繁多的“课题”、“工程”之类，翻译事业不管规模多么宏大，从未获得立项资助的机会。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每年都有大量的翻译作品出版。应当承认，这些作品中有些是质量上乘的翻译力作，但更多的是出自学徒辈的年轻人之手的“快餐性”作品，这些作品的译者大多没有接受专门训练，更没有经历必需的较长时期的翻译实践。翻译事业所处的这种局面，使不少有才华和能力的学者不愿意从事翻译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其结果是，价值高、难度大的学术著作的翻译几乎成了“智者不为”的行当，少数“素心人”的寂寞事业。概言之，目下学术翻译的现状是，外行者无力从事翻译但大多看不起翻译，平庸者乐于为之但大多做不好翻译，高明者重视翻译但大多绝缘于翻译。例外不能说没有，但情况大致如此。

学术翻译事业之所以遭受冷落，首先是因为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即认为翻译只是技术性的工作，不过是文字转换的雕虫小技，算不得真正的学问，只要外语好就可以从事翻译；更有甚者，认为外语不怎么样，借助字典也可以从事翻译。其实，这都是极大的误解。果真如此，翻译就是天底下最简单、容易的事情，翻译家就是人人可以做的了。事实上，没有较为渊博的专业知识，没有对于中外语文的熟练驾御，而欲求高质量的译作，只能是不可企及的梦想，其情形类似聋子听雅乐，太监配美女，蹩脚画师欲为传世之作。

其次是不少人持有一种偏见，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学者多不从事翻译活动。其实，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见解。事实是，在西方学术界，大凡优秀的学术著作，尤其是历史上公认的经典著作，都有英、法、德、意等多种译本；而且，西方主要语言文字的关联性和相似性使欧美学者掌握几种主要语言，远非如我们那样困难。而反观我国学术界，不通外文者不乏其人，能较好运用一门外文已属不错，熟悉两种外文算得上杰出，掌握三种以上外文几乎可以“国宝”视之。在这样的境况之下仍然看轻翻译事业，无异于自甘落后。

在“全球化”形势咄咄逼人的今天，学术事业已无所谓“中外”和“东西”，原来人为分割的学术畛域已经被越来越多地打破，中外学术之间学习借鉴，互通有无，已成为影响学术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外国学者固然需要借鉴中国学者的成果，但对于我们中国学者而言，既不读外国学者的著作，又不重视翻译，自视清高、孤芳自赏，以闭门造车为满足，欲求不落于闭目塞听、孤陋寡闻之境，实为万难也。

早在20世纪初，著名学者王国维就说过：“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今日中国学术，离不开对国际学术的密切关注和跟踪。得预世界学术潮流，彻底打破中外学术人为的藩篱，是学术发展的重要条件。但要做到中外不隔，有计划、有规模地译介外国学术著作，当为必要手段。可以断言，只有翻译事业得到充分的重视，最优秀的学者大力致力于翻译，我国成为翻译强国，我们的学术研究才有可能与世界强国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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